第640章 递个话

消息传到白书昀那里时，他正在港岛的办公室里看一份欧洲艺术院线的名单。

电话是秦砚秋打来的，声音隔着听筒都透着一股沉稳的喜悦：“舅舅，批了。试点一年，挂靠文化交流中心，资金自筹，盈亏自负。”

白书昀握着电话的手微微收紧，但语气还是平的：“什么时候能挂牌？”

“下个月。该跑的流程还要跑，但大方向定了。”秦砚秋顿了顿，

“舅舅，您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白书昀笑了：“我这边，随时可以开始。”

挂了电话，白书昀在办公室里站了很久。

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粼粼，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带着咸湿的气息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拿起桌上的那份名单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。

这大半年，他没有闲着。联营备案的材料早已准备妥当，只等挂牌就能递上去。海外市场的清单列了厚厚一本，从欧洲到北美，从亚洲到中东，只要有华语片放映过的地方，他都让人去摸了一遍。资金账户里的钱早已到位，专款专用，账目清晰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把那所谓的“三大”的底色，彻底摸透了。

他找了欧洲那边的老关系，请了几位在电影节圈子里混了多年的老江湖吃饭。酒过三巡，话就敞开了。

一位在戛纳当过选片顾问的法国老头喝得半醉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

“白，你想让你的片子进戛纳？不是不行，但你要知道他们想要什么。他们不要你的光明，不要你的进步，不要你的美好。他们要你的眼泪，你的伤口，你的痛苦。你把那些拍出来，他们给你奖；你不拍，你就别来。”

白书昀笑着敬了他一杯酒，心里却冷得像冰窖。这条路，走不通。但他不急，走不通就换一条。

这大半年，他不仅摸透了“三大”的底色，也把那些被“三大”拒之门外的电影节摸了个透。

欧洲有的是中小型电影节，不讲究政治立场，只认片子好坏；北美有的是独立院线，不挑题材，只认观众喜不喜欢；亚洲各国也有自己的影展，不跟风“三大”，有自己的审美标准。

那些被所谓“艺术”拒之门外的片子，在这些地方照样能找到观众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大半年他一直在找一个人。

一个在国内影坛举足轻重、在国际上已有声望，却始终被“三大”若即若离对待的人。

一个拍过先锋的、拍过传统的、拍过商业的，却在九十年代末期陷入困惑与转型的人。

一个正在与商人合作、试图走出一条新路，却对资本的逐利本性与艺术的纯粹追求之间充满矛盾的人。

他叫张一谋。

四十七岁，北影厂副厂长级别的导演。拍了十几年电影，拿过柏林金熊，拿过威尼斯银狮，拿过戛纳的评委会大奖，却从来没有真正被那套体系接纳过。

他的片子在国内被批评，在国际上被利用，在资本眼里是筹码，在观众心里是招牌。

他这两年，跟一个叫张大嘴巴的商人走得很近。

那人能说会道，嘴上功夫了得，吹起牛来天花乱坠，动辄“投资几个亿”“打造东方好莱坞”“走向全世界”。

可白书昀让人查过，张大嘴巴的底子薄得可怜，手里没几个钱，资源更是少得可怜，全凭一张嘴在圈子里混。

张一谋跟他合作，不过是看中他愿意投钱、愿意放权、愿意让他放手去拍。

可白书昀清楚，这种人靠不住，吹得越大，摔得越惨。一旦风向不对，跑得比谁都快。

白书昀第一次认真研究张一谋的片子，是在一个私人放映厅里。

他让人把张一谋这些年拍的所有片子都找出来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

从《红高粱》到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他看得很慢，有时候一部片子要分两天看完，看完之后还要对着笔记本想很久。

他看见了一个导演的成长与挣扎，看见了一个艺术家的妥协与坚持，看见了一个华国电影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独与骄傲。

他决定去见张一谋。

不是为了什么试点，不是为了什么海外发行，不是为了什么国际大奖。

他就是想看看，这个拍了半辈子好片子的人，现在在想什么。

他让人去约，辗转了好几层关系，才从一个北影厂的老制片那里拿到张一谋的私人电话。

老制片说：“老张这两年不太好打交道，跟张大嘴巴混在一起之后，心气高了，脾气也大了。你找他，他不一定见。”

白书昀笑了笑：“你帮我递句话，就说——红星影视愿意投钱拍片子，不干涉创作，不要求商业回报，只要求一条：拍的是华国的故事，拍的是华国的人，拍的是华国的好。”

老制片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试试。”

三天后，消息传回来。

张一谋答应了，时间定在下周，

白书昀决定亲自去一趟。

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等消息的人。这些年能在内地把红星影视做成最大的民营影视公司，靠的不只是资金和背景，更是那份肯弯下腰、肯跑断腿的诚意。

电话里递话是一回事，亲自上门是另一回事，他要让张一谋看到，他不是来谈生意的，是来交朋友的。

车从京城出发，一路向北，过了怀柔，进了河北地界，窗外的景色从城镇变成田野，从田野变成草原。

十月的坝上已经冷了，草场一片枯黄，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，带着干冽的寒意。白书昀坐在后座，手里翻着那份关于张一谋的资料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张一谋，四十七岁，西安人，北影厂副厂长级别的导演。拍过《红高粱》，拿过柏林金熊；拍过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拿过威尼斯银狮；拍过《秋菊打官司》，拿过威尼斯金狮；拍过《一个都不能少》，拿过威尼斯金狮。

这些片子他在港岛都看过，有些在电影院看的，有些是私下找拷贝看的，那时候他就觉得，这个导演不一样。

他的镜头里有一种东西，不是技巧，不是才华，是一种扎进土地里、扎进人心里去的劲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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